荆棘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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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摧毁了埃兰全境。我在那里的土壤里撒上了盐和荆棘的种子，然后把男女老幼和牲畜全部带走，于是，那里转眼间不再有人声欢笑，只有野兽和荒草。 ——亚述国王 亚述巴尼拔
我们是活着的荆棘。 ——帕蒂·史密斯《梦旅店》
一
我的记忆开始于十岁那年。
我挤在长长的难民队伍中间，空气弥漫着尘土的焦味。
人们的衣衫灰暗破旧，低着头，面无表情，尽力躲开别人的视线，只有怀中婴儿还裹着鲜艳的毯子。
父亲紧紧牵着我的左手。他是整条队伍唯一穿西装的人，深蓝色，配别针，袖口卷得很整齐。
他很高，可以看见人群上面的天空，不像我，只能看见摇摆的肩膀和后脑勺。这会他正在向上看。他看见了浅蓝色，还是白色？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我们就这样沉默着，像是杂乱海滩上的一群黑色候鸟。初冬的海风凛冽，也无法吹散那种绝望的、受辱的味道，它沾染人们的躯体，直至脖颈。垂坠的心脏染上淤泥，粘稠的队伍无穷无尽，余生只剩漫长的爬行。
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非要穿着他那身西装不放。逃亡的船上，我们窝在狭小的舱室里，被海浪晃得头晕目眩，连伸直脑袋都做不到，可他却打扮得像是最好的演出，尽管膝盖上抱着一个大大的帆布袋子。
他穿得完全像一个很有油水的傻帽。
海关大厅是个明亮的地方，父亲与玻璃那头的办事员谈了很久。对方一直在微笑，手上的笔刷刷写着文件，不时瞥我们两眼。我不知道在穿过那扇门时，父亲被一竹杠敲了多少，只记得后来，他大步走在塔莉亚城阳光普照的大街上，西装革履，像个失去一切的疯子。
后来我明白了，在这种人面前你没法隐藏什么东西，他会笑着把你珍视的一切都夺去，一个不留。不过，他们像戴餐巾一样，总爱保留基本的体面，他们不喜欢强取豪夺，他们喜欢叉子和不锋利的小刀，喜欢把我们的苦难盛在带花边的碟子上，再切成小块慢慢嚼。父亲也许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把自己最在意的东西直接穿在身上，这帮吸血鬼没法把它扒下来带走，只好放他过去。
就这样，父亲大摇大摆地穿过那扇门，走向我们的新世界。
塔莉亚，她带着滨海城市一切的迷人风情，在你眼前展开：宽敞的街道，洁白的屋檐，暖酥的夕阳，海鸥的弧影……可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一头扎进小巷，直奔这座城市尽力隐藏起来的东西。
事实证明，她藏得很好。直到天黑我们才走进一家廉价旅店，门面狭窄，屋檐低垂，前厅光线昏暗，地板嘎吱作响。坐柜台的是一个小姑娘，看起来只比我大几岁，付了房钱，父亲开始问起这座城市，问她的诸多隐秘之处，问她合法或不合法的一切生路。女孩用亮闪闪的眼睛看着我们，回答从不超过十个字，直到父亲塞给她一张五百纳维尔的纸币，她才活泼起来。
“两位第一次来这里吧，”她从柜台后面蹦下来，“我带你们四处看看好了。”
“欢迎来到塔莉亚。”
她领着我们穿过大街小巷，弯腰钻过涵洞，侧身蹭过围栏的空隙，我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她。
“哦，尊贵的先生，这里有一个集会，”她指向昏暗的窄巷深处，“有最便宜的酒，是买醉的好地方。”
她不说话的时候，我屏住呼吸，向巷子里望去，昏暗的路口听不到一点声音，只有夜晚呼呼的风声。很难想象愿意在这里喝酒的是些什么人。
除了“酒馆”，我们一路访问了“医院”、“旧货市场”、“教堂”、“当铺”甚至“拍卖行”，有的地方人影憧憧，有的地方冷冷清清。我猜我们已经在往回走，因为女孩开始说起别的事了。
“你们应该找个工作，先生，凡是体面人都应该有工作，”她回头看了看我，“你们都是很好的客人，我还想和你们多呆一会。”
“两位都看到了，我们的巷子的确很好，有很多可去的地方，但它毕竟不像大路那样宽，尤其是晚上，难免遇到一些不太高兴的人，又喝了酒，你不好意思从他们面前挤过去，”她漫不经心地说，“如果你能说两句漂亮话，让他们开心，事情自然就了了。但不同人爱听的话不一样，先生。只有一种话，人人都爱听。”
我们走上一段狭窄的台阶。
“小心那些毛头小子，先生，他们的心情总是不太稳定。成年人明白很多东西，他们会在该高兴的时候高兴，你把他们惹毛了，最多挨顿教训，反而那些嘴上没毛的家伙，下手没轻没重的，真叫人操心……”
她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直到我们回到那间旅馆。坐上柜台的椅子，她又变回了那个安静的女主人，而我们穿过低矮的走廊寻找自己的房间。
后来，父亲找了一家修车行的活，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每天把弄钳子、扳手和机油，左手转过一根根辐条，右手在上面敲敲打打。没人觉得奇怪，昨天还在弹奏钢琴的手，今天沾满了机油，没人觉得奇怪，就连父亲本人也这样，他勤勤恳恳，活干得很漂亮。
那个女孩对我们大加赞赏，据她所说，这样的工作很不好找。可也许让她略微失望的是，我们搬到了隔壁的合租房，虽然吵闹了些，但租金折去一半还多。
我每天中午都帮玩具作坊干些杂活，给兔子玩偶缝耳朵，镶上纽扣做的眼睛。他们会招待我一顿午饭，饭桌上有很多叽叽喳喳的同龄人，一边喝粥一边说个不停。
他们听说我来自大海那边，都想听听我的故事。我静静地看着他们，没出声。在拿到一个苹果加三块软糖之后，我开始了讲述。
二
1968年，变革之风刮过这片广袤的土地，哈里·杜博阿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狂风会带走一切细小的东西”。在欢呼声中，殖民者的权威像他们的官邸一样骤然倒塌，成了断瓦残柱。他们被装进舰艇，在日落时驶去，与此同时，父亲坐上了回家的大船。
父亲在海外留学多年，如今，他回到了从废墟中起身的祖国。
西方给这个新生国家带来的第一件新鲜事物，不是五花八门的法律和政体，而是音乐。在首都的白厅（殖民者留下的一座建筑），王室和民主派、商人和学者、军官和平民、青年和老人，都能坐下来听一听海洋那边的声音。大船载来了一整个交响乐团，他们身着陌生的衣服，把弄着亮锃锃的乐器，一把小号的独奏足以充满整座大厅。
人们尚未看见未来文明的图景，于是迫切地想听一听文明的声音。旋律在大厅中轮奏，日复一日，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一个模糊的理想悄然升起，为这老旧的建筑笼上一座闪光的尖顶。
他们回想起祖先在远古航船上留下的传说，同时想象着大洋彼岸，异族的神话和繁盛。曾经漫无边际的世界，在他们眼前闭合了。
父亲在那时做了多少钢琴演奏，我不清楚。我正是在那几年出生的，哭泣，走路，然后上学，一切都方兴未艾，马马虎虎。我每天和男孩女孩们在街道上疯跑，父亲也不怎么管，他知道我们是安全的。
我们跑过便利店、站岗的年轻交警和抽水烟的老人，与此同时，父亲在马丁内斯的咖啡馆里与人辩论，或者谈一些世界历史。那里本该成为最早的大学城，如果后来的事没有发生的话。
可战争还是发生了。战火从陆上边境烧起，外交谴责，停摆的油田，死亡的平民……冲突很快扩大，军队和内阁都狂吼着军火！军火！而西方给这个年轻国家带来的第二件新鲜事物，是五十美元的一次性火箭弹，由匍匐在沙地里、穿着袍子的民兵发射，可以炸毁敌人数万美元的装甲车。
在首都，音乐停止了，人们躲在自己的房子里，唯恐听到广播的警报声。
那时家里已经只剩我们两个人。我的母亲是南方商人的女儿，她早早寻求商会的庇护，不过，父亲没有跟她离开。
父亲决定渡过海洋。
上船那天，天还没亮，我站在锈蚀的码头上，面前就是黑色的大海。我回头看向雾气中的城市，“二分之一的沙漠，乘以二分之一的海洋，这便是马丁内斯，长夏无冬之地，荆棘上的玫瑰。”
我爱她，我熟悉她漫长的街道和嗓音。海风吹来，我感到一阵寒冷。我害怕一切都付之一炬，更害怕她无声地死去。许多城市都会经历毁灭，那些历史名城的陷落极尽哀荣，流传为全世界的悲歌，而马丁内斯没有这个资格，她的死亡只有我们无声的泪水，她只是屠户案板上按斤售卖的一个部位，已经被敌人突进的铁钩钓在半空了。
没人会记得马丁内斯曾有过的理想。
也没人记得父亲还有一件西服。
那件衣服叠放在柜子的最深处，再也无人提起。在五年的黑暗中，它是如何躲过了潮湿、霉菌和虫蛀，我不得而知。
三
很奇怪，不过一海之隔，塔莉亚的冬季已经严酷许多，窗框漏出的风吹得人脸发烫。
无数次顶上吱哑作响的门，我们成功度过了那个冬天。第一朵白色野花在窗台上绽放，轻雨打湿地面，没有人饿死，没有人失踪，我记住了大家的名字，我开始觉得这里像家了。
我觉得一切已经走上正轨。我很适应这个地方，和其他女孩不一样，我骨子里有一种野劲，让我像猫一样行动和观察，并顽强地生存下去。这不是遗传自我的母亲，那肯定是来自我的父亲，只不过他藏得更深，远远更深。
五年后，长夏伊始，漫长的日照让行人愉悦。六月十三号，普通的周三，父亲像往常一样起床，洗漱，喝完了他的粥。然而，他没有准时出现在修车行，而是就此消失了。
他找出那件深蓝色的西服，塞在工具袋里，骑上他的旧单车，向北离去。
上午九点，父亲出现在市中心，身上已经穿着那套西服——由于没钱养护，整件衣服皱巴巴的，看起来有些滑稽。他叉腰站在沫芒宫的拱门前，仰望着这座高大光滑的白色建筑，那是王妃兼第一夫人哈里·莫莱亲自命名的、品味犀利的艺术宫殿。塔莉亚帮派横行，但那里从来只设两个门卫——没有人敢在王室的地盘上撒野。
在它的自述里，沫芒宫欢迎一切城市公民，无论你博学多闻还是目不识丁，无论你富甲一方还是身无分文，都可以进去一看，不会有任何人阻拦。于是父亲进去了，他穿过那道门，卫兵很有礼貌地让在一边，他径直向大厅中央走去。
如果他向左看，那是一条漫长的画廊，用宽敞的空间展示着十七世纪的诸多名作；如果往右看，他会看到一片舒服的羊绒地毯，白枫木的书架错落有致，轻盈的旋梯延伸向高处。可父亲一直向前走，那里有一架钢琴，本来应该有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在此演奏，可不知什么原因，座位是空着的。
父亲叹了口气，坐上那个位置。
他抬起双手，在琴键上轻轻拂过。黑白键盘如流水般光滑依旧，抚琴的手指却已经锈迹斑斑。他已失去他曾引以为傲的一切：柔软的触觉，颤动的长发，年轻的热诚，手中名器优雅的默契和节奏。
但他从没有忘记。
父亲开始演奏，他把五年的沉默暴风雨般倾泻在琴键上，庞大的钢琴鸣响着、颤抖着，为他升上陌生乐章的每一个音符。起初，无人注意到他，但琴声越来越快越来越激昂，回环的小节，惊鸿一瞥般闪现出那著名的呼号，混杂着命运、怒涛、与狼群的搏斗，以及一切他们不敢言说的东西。有人侧目，有人静听，而父亲一刻也未停手，他忘我地弹着，几乎是砸，几乎要把五年来节约的激情全部挥霍。一曲终了，他愣了一会，离座微微欠身，走下他的台阶。
父亲在沫芒宫的大门前被捕。他被按倒在地，双手扣上手铐。他没有反抗，甚至没有说什么，只是抬起头，看着拱门后面的沫芒宫。两名看守停在他们本来的位置上，面无表情，仍然相对站立着。
父亲终究垂下头去。他被押上汽车带走，从此再无音讯。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晚我接到消息时的震惊和恐惧。我所习惯的世界轰然倒塌，化为乌有……许多年来，他一直维系着我坠入孤独死亡之前的最后一根丝线，现在他断了，而那天下午我还在阳光下自在地漫步，跳跃，抢朋友的自行车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窝在冰冷的床上，哭得直咳嗽。狂泻的泪水，把我一下子冲刷到人生的彼岸了。
那年我十五岁。
我拼了命地调查，在花光了手里的零钱后，几乎是四处哀求。我问遍了几个帮派的人，最后，我被一路带上郊区小道，穿过密集的居民区，直至进入塔莉亚城市建筑的核心。
在夕阳中，我狂奔过长长的街道，上坡，又下坡。最后，我终于打听到西装怪人的故事，那已经是六月二十五号，距离事发已过去十二天，我当时身无分文，也几乎饿了两天。
我叉腰站在沫芒宫门前，就像父亲一样。
我鼓起勇气向里走去，没人阻拦我，可我走着走着，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下来。眼前一片模糊，我依稀望见大理石那边，有一架颤动的黑色钢琴，那正是父亲最后演奏的地方。我看不清，但我能听见琴声悠扬，缓缓的，轻柔的，干净的……我走了很远很远，直到黑色的琴身来到眼前，弹奏的是一个年轻人，带眼镜，双手抚着琴键，风度翩翩。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是伏在钢琴上，小声地抽泣，乐音似乎变得有些不准了，不过那位年轻人毫不在意，只是依旧弹下去，弹下去……
我渐渐不哭了。轻柔的旋律响起，很好听，像是流动的泉水，却比风还要轻盈。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在这彷徨无依的世上寻到了一丝安宁。我终于决定站起来，擦了擦眼泪，为了清晰地记住周遭的一切，永不忘记。
阳光从高高的窗棂洒到大理石地面上，我回过头，六月的光影历历在目。许多人在开阔的室内漫步，自由地，闲散地，漫不经心地……他们交谈和阅读，目光扫过旧书、油画和面前的廊柱。
世界变得清晰了。
我小心翼翼地退出大厅，与两个高中生擦肩而过，走出那扇拱门，眼泪已经干透。我没有被捕，面前是我漫长的余生。
我久久望着眼前繁忙的街道，父亲就在这里被带上了车，一切线索都在这里中断，我触摸到一面无形的冷，我尝试把它劈开，它却不为所动，“你只可到此，不可越过。”
父亲成了我这辈子也没解开的谜。
后来，我居然在桥墩旁边找到了父亲留下的旧单车。我把锁拆掉丢了，座椅调到最低，一路骑回了家。
四
我的徒劳远胜于你，约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