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宏观叙事下被忽视的个体

paperghost_ls · 2024-02-01 17:28:40 · 个人记录

前言

前几周在宿舍楼下的图书角转悠，忽然发现了这本《平原上的摩西》，之前晚练做过一篇《大师》夏老师讲过双雪涛所以印象比较深。《大师》中的父亲和还有葛亮的《书匠》中用橡碗子染色修复古籍的老董，这种“平民高手”的形象对我而言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所以我还挺喜欢这种小说的。

（《书匠》中的橡碗是古籍修复染色的重要材料）

小说集算上跋一共有11篇文章，有些套路比较相似。整本书读下来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双雪涛在以一种实在的笔触进行书写。网上有一个高赞评论是“他的小说给了我一种真实的痛感”。他的叙述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的旁边，给我讲述一个个人生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他自己的，也可能是别人的；可能是离奇的，也可能是纪实的；可能是胡诌乱编的，也可能是现实存在的。从他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了三十年前东北的冰冷，感受到了冰刀般的寒风剐蹭，感受到了那一个个冬夜的煎熬。平静中带着对未来隐隐约约的不信任，带着一种麻木的伤痛，一种压抑大胆愤怒。

从双雪涛在一席上的演讲中，我们可以得知其创作的初愿，而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双雪涛小说的一个关键所在：

那时候学校给我们灌输的教育是我们对世界有宏观的认识，有一些哲学经济学的方法告诉你、教给你要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当时这个事情给我的冲击是，可能从一个个体认识世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结性的，不是一般性的，不是要从这里面提炼出什么大道理。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只是一个人的悲喜，只是一个人的上升和坠落。其实你仔细琢磨琢磨，是非常值得写的。

（一席演讲双雪涛：冬天的骨头）

叙述视角

本文采用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展开叙述，每一章都是不同角色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不同视角的叙述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种处理最有意思的是，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他们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去认同、去否认一些事情，记起对自己重要的事情，忘却对自己不重要的事情。每人都有自己的秘密，皮囊下的人心又难以被人了解。比如庄德增在叙述时会刻意隐瞒自己红卫兵的往事。比如李斐的叙述有点意识流。比如傅东心会表现出对陷入往事的精神状态。而且在不同人进行叙述时逐渐拼接出事情整体样貌的过程如同解谜般的有趣。

命运的上升和坠落

《平原上的摩西》主要讲了两家人的故事，庄德增、傅东心、庄树一家人和李守廉、李斐一家人。作为经济的直接来源，庄德增和李守廉两人命运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各自家庭的生活状态。

庄德增是一位情商很高且十分精明的人，非常擅长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文革”期间他曾是呼啸山林的红卫兵，返城之后凭借家庭关系进入工厂清闲的供销科工作，不久便升职为科长，又在下岗潮爆发前先人一步地南下云南发展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很糙，但是他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做人办事都很体面。庄德增具有不错的前瞻力，能够预见市场变化趋势，把握时代需求。庄德增正如其对傅东心所说的那样：“但凡这世上有人吃得上饭，我就吃得上，也让你吃得上，但凡有人吃得香，我绝不让你吃次的”，他总能成为吃上时代红利的群体之一。

与庄德增的活跃不同，下岗之前在厂里担任钳工的李守廉要沉稳许多。但是年轻时候的他也是个狠角色，和自己两个哥哥被号为“三只虎”，而李守廉本人甚至会让他的两个哥哥害怕。李守廉有着很强的正义感，“文革”时期的李守廉没有随大流成为红卫兵，而是站在红卫兵的对立面，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比如他路过时救下了被红卫兵批斗殴打的傅东心父亲。结婚成家后的他收敛起了锐气，尽管心爱的妻子在生下李斐的时候不幸去世，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生活着，做一位本本分分的工人。下岗后的李守廉的血性再一次得到激发，为被城管暴力执法的卖茶叶蛋母女打抱不平，甚至到了要拼命的程度。所有对于命运的怨恨在被无端卷入一场抢劫杀人案后爆发，李守廉将警察蒋不凡打残成植物人，导致蒋不凡英年早逝；还将蒋不凡携带的两支枪连同剩下的十三发子弹私自拿走，犯下大罪，只能和李斐人间蒸发，重新变换了一个身份活着。

两位的命运在两个时间段的对比尤为明显，一个是“文革”期间，一个是下岗以后。其中，李守廉载着庄德增去红旗广场这一段情节更是把李守廉对于命运的愤懑心酸刻画地淋漓尽致。最为讽刺的是，曾经身为红卫兵的庄德增忘记了红旗广场下簇拥主席的红卫兵个数，而不和红卫兵同流合污的李守廉却清清楚楚记得个数，甚至还记得有几个男的几个女的，拿着什么武器，有什么装饰。

时代容不下反应慢的人，但是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的辛酸。

错位

本篇文中最显著的特点我归结为“错位”，包括信息错位以及情感错位。

信息错位所带来的效果就是让整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叙述视角的穿插进行向读者证明了各条推理路径的合理性，最后再揭露事情的真相。毕竟主线是案件的调查，通过信息错位使得故事反转，更加精彩好看。

比如蒋不凡与李守廉的较量，这是由一位专断的警察和不善言辞的嫌疑人的立场不同而产生的，他们不能敞开天窗说亮话，他们之间是一场博弈。这就造成了信息解读的偏差，酿成了一场悲剧：蒋不凡成为植物人，李斐不能走路，李守廉从社会上蒸发。

庄树的推理有理有据，但他不能得知李斐是为了赴一个极其理想化的约定而撒谎、假装肚子疼而让父亲带自己去高粱地这一信息。而且如果李斐对李守廉坦白这一信息，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人无力时只能将其归咎于命运，是造化弄人。

情感的错位主要体现在庄家一家人身上。庄德增和傅东心是一对模范夫妻，家庭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夫妻二人有着自己的事业，孩子成为了人民警察。但是，我始终认为，这家人有着互不理解认同而产生的隔阂。这个家庭的美满只是水晶球般的存在，水晶球以外的人只能看到水晶球的精致美好，但难以触及当事人的感知。

庄德增长年在外工作，对庄树疏于管理，庄树惹出事端也没有过多追究，往往是摆平事情便了事。庄德增因为儿子考上警校而把他扔在饭店里，只因为这不符合自己对孩子的期待。

傅东心远离庄树，是因为傅东心自己过不去“文革”期间发生的一桩血案——她敬爱的叔叔是被庄德增打死的。这件事是她在生下庄树后才发现的，她无法与这个杀人凶手共同创造一个美满的家庭，心安理得地享受幸福。而且傅东心认为，庄树小混混般的处事方式般和他的父亲太像了，相像的庄树和庄德增是一家人，而傅东心不是，她是外人。因此她也对庄树的教育不放在心上，应付处理庄树闯下的大祸，等到庄树长大成人了，傅东心便满世界跑，不着家，或多或少切断了她与庄树、庄德增的联系。庄树的成长，也不是靠庄德增或者傅东心，而是靠他自己对于人生经历的体悟。庄树也是很明确地说道“他们不了解我”。

但是傅东心又对李斐有明显的偏爱，她在李斐身上找到了二人灵魂共通之处，打自心底地认定她和李斐才是一类人，便把她放在心头上。她几近把所有的爱和热忱都给予给李斐，传授她自己的观念思想，甚至想供李斐上学。即使多年过去了她也仍心心念念着李斐。对于家庭的关心少之又少。

一个看似完满的家庭，实则貌合神离，身处其中的人不能说是心怀鬼胎，但也各有各的认知和打算，孩子基本上是自己学会的独立，当然他们的独立建立在拥有富裕的家底的基础上。一个失去母亲的单亲家庭，却由于傅东心情感的错位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母爱的缺失，加之一直存在的父爱，反而情感上更加完整，这也是一可笑之处。

救赎与新生

顺带一提的是这部小说的宗教意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摩西”，二是“平安夜”，三是子弹的个数。

首先来讲讲摩西。摩西一词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从水里拉上来。这里的“水”指的是苦难（联想一下古代水灾频发，水自然而然成为了苦难的代名词），从水里拉上来，也就是拯救人于苦海之中。因此“摩西”一词，本身带有“救赎”的意味。

而关于摩西的传说，据《圣经》记载，当摩西还只是一个婴儿时，他被亲生母亲装在篮子里放在尼罗河边，法老的女儿把摩西从水里救了出来，并且为他取了这个名字。他曾亲自和上帝交谈，受他的启示，领导希伯来民族从埃及迁徙到上帝的应许之地——现在的以色列（古称迦南地），解脱他们的奴隶生活。根据《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他带领希伯来人经过红海的时候，神使海水分开，露出一片干地，海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壁。希伯来人渡海如履平地。在埃及兵追入红海的时候，神使海水合起来，淹没了这些追赶他们的追兵，使得他们顺利逃脱。在西奈山上，他得到上帝亲手写的十诫法板，并教导希伯来人诫命、典章及律例，以及建造会幕。所颁布的诫命即《摩西十诫》。摩西的存在使得希伯来民族脱离苦海，获得拯救。

（摩西出埃及记）

“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那些驱赶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傅东心在给年少的傅东心讲《出埃及记》时，有点代入自己的情绪了。“文革”那段伤痛的岁月始终让傅东心无法释怀，而且她也无力反抗命运强加给她的痛楚。她的解释听起来有点像小朋友之间赌气的诅咒，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报仇恨以仇恨。傅东心作为儿童李斐知识的主要传授者，在李斐眼中，她就是那个讲述“十诫”的摩西。傅东心欲救李斐于麻木愚钝之中，希望她能够逃离这个不讲道理的社会，这是傅东心为李斐设计的救赎之路。李斐对于傅东心而言，同样是寻求救赎的可能。傅东心身上已经没有可能性了，她无法从这个社会系统、家庭系统中逃离，但幼小的李斐仍有可能。

“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纵观整篇小说，平原上真正的“摩西”应该是成长为人民警察的庄树。庄树以小时候老朋友的私人身份和李斐重逢，希望通过劝说李斐的方式让李守廉放下对命运的怨念，坦然承担自己在这一场误会中产生的罪恶，不再隐姓埋名地苟延残喘，让李斐得以重新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文章的最后，庄树绕过了保护自己的手枪，摸向的是承载他和李斐过往童年的烟盒。把湖水变成平原，一来指的是“平原”烟盒被庄树扔进湖水中，二来是指学会放下这本不属于自己的罪孽，不去在意，将曾经认为的苦难清零，不要为不属于自己的错买单，重新从空阔的平原开始。在这场对话中，庄树扮演了布道的摩西，告诉李斐，面对仇恨应该报以宽容之心，“唯有爱与信念，辟出救赎之路。”

历经磨难的李斐也许是逐渐明白，傅东心对于《出埃及记》的以仇恨报仇恨的解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并不能带来真正精神上的宽慰，只是一句气话，没有现实依据，无法改变一切。而庄树的理解，则让李斐感受到了久违的爱的力量，十几年来麻木的心再次感受到了温暖。爱这种真挚纯粹的情感，正是丧母的李斐所缺失的。过去的李斐从傅东心身上探求这份缺失的母爱，从幼年庄树身上找寻友谊的情感，即使彼时的庄树还很混蛋她也愿意跟他玩，甚至为一个不被庄树在意的约定赴约。而动迁后的隔绝，飞来的横祸为李斐心中点起的生的火焰泼上一盆冷水，爱更加成为李斐难以得到的情感。我倾向于认为李斐最终选择了庄树理解中的救赎之道，向岸边走去，走向平原。

然后讲讲平安夜。圣诞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诞生而设立的节日，《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记载耶稣诞生的日期。传说耶稣诞生的那个晚上，在旷野看守羊群的牧羊人，突然听见天上传来了声音，告诉他们耶稣降生的消息。根据《圣经》记载，耶稣来到人间，是要作人世间的王，因此天使透过这些牧羊人把消息传给更多的人。后来人们就仿效天使，在平安夜的晚上到处传讲耶稣降生的消息，遂为后世之“报佳音”。

庄家有平安夜送礼物的习惯，是一个表达爱与快乐的时刻。但对于李家来说，1995年的平安夜成为了他们人生中的巨大拐点，自那夜以后，李守廉犯下了致命的罪行，他们被迫抛弃掉过往的身份，以一个全新的身份躲藏在社会的角落，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生”。

最后是李守廉拿走蒋不凡的子弹个数。两支枪，每支枪七发子弹，共十四发。但是蒋不凡在晕过去前向李守廉打了一发子弹，因此最后李守廉拿走的实际是两支枪和十三发子弹。

基督教传说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共邀请了12位门徒，而犹大是第13位加入晚餐的人。犹大的背叛导致了耶稣的死亡，因此，在基督教传统中，13被视为不幸和背叛的象征。在西欧的一些国家，人们会避免与数字13接触，例如在住宅区，门牌号不会直接使用13号，而是用12A或12B来代替。在剧场等公共场所，也会避免13排和13座的位置。在公寓也不会直接使用13层。

（《最后的晚餐》）

李守廉拿走的是最后保命的武器，却也是苦难的来源，这是一纸与恶魔的契约。李守廉不得不和女儿在社会中蒸发，只能在角落里背负着一条人命所带来的罪孽。

李斐和庄树见面前，李守廉把一支7发满弹的枪交给了李斐，一来是因为这把枪没有沾过血，仅仅是作为防身用，有其纯洁的一面，适合心无杂念的李斐，而且罪孽是作为父亲的自己犯下的，不应该由李斐承担，二来7在基督教中是代表神圣和完美的文化符号，因为上帝用了7天创造了世界，所以7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数字。这可能也是李守廉给李斐的一个“护身符”吧。

“谁来讲我，谁来讲各位？”

1997年，刘欢的一首《从头再来》在空阔的北方土地上回荡，歌词饱含深情、意气不坠，作曲慷慨激昂，节节向上，以此鼓励下岗的工人。

（《从头再来》）

1999年，黄宏、句号的小品《打气儿》登上春晚舞台，所有下岗工人都记住了黄宏那句著名的“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还有自行车应声而爆后，台下观众的一声声笑“好！”。

（黄宏：“我把话说大了，打车胎给你打炸了”）

同样是1999年的春晚，《昨天今天明天》中的部分台词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不要再提”的倾向。

赵本山：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崔永元：这是首诗。

宋丹丹：该我了！

崔永元：大妈也准备啦？

宋丹丹：是~ 我站着说吧。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旮旯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赵本山：欺负人你谢它干啥玩意。

宋丹丹：不礼貌么。

崔永元：这叫什么谈话啊，整个一赛诗会呀。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

赵本山：你看着没，我搁家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宋丹丹：那你说吧~

崔永元：那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麻醉伤痛，掩盖问题，粉饰太平，不要再提。

在企业办社会体系中，“工人村”成为了多少人心驰神往的桃花源，水电气一应俱全，衣食住行都能解决，还有邮局、大合社、子弟学校和医院。在国企改革的时代洪流下，工人们引以为豪的铁饭碗被“买断”了，买断工龄的钱却不够吃一年，原本一个家庭的美满逐渐走向崩溃。经济上的困顿，人们习惯来到郑执口中的“穷鬼乐园”，用劣质的啤酒麻醉自己。情绪越发不稳定，离婚率飙升，“跟南方的富商跑了”的事例比比皆是。家庭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高考成为无数家庭眼中最后的翻身机会。不少父母拖家带口来到城市，在亲戚中东拼西凑出足够的钱供孩子上重点中学的“九千班”。葬礼过后，亲人们为争夺遗产相互扯皮指责。“地摊经济”在三十年前便已上演，失去发挥专业技能的机会的工人，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只能摆起烧烤摊，卖起茶叶蛋、炸土豆，还需要躲避城管，被暴力执法也是无可奈何。年轻人无所事事，当起了街溜子，出现于各种迪厅、电玩室、台球馆、网吧之中，幻想自己成为流行港片中的角色。下岗女工成为站街女，男人为了赚钱打劫斗殴，黑社会兴起，惨案大案频繁发生，“二王”、沈阳3.8大案在只能接收地方电视台信号的电视中滚动播放，为了十几块钱谋杀出租车司机的案件也并非耸人听闻。拆迁户得不到选择新居户型的主动权，拒绝离开，却被剪掉电线，断掉供水，还会被各种流氓找上门来，把门窗卸掉，见什么砸什么。流氓的雇主是谁，不必多说。

在许多东北下岗的心酸往事里，吴晓波在调研时候听到的两个真实故事让人不禁悲痛：

在《钢的琴》背景城市沈阳，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他们为“忍者神龟”。

还有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纪录片《铁西区》中的艳粉街）

对于几千万下岗工人来说，《从头再来》是对他们人生莫大的讽刺。常言“下岗穷三代”，下岗工人的孩子得不到父母的任何帮助。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孩子走上社会的第一步离不开父母的社会关系,然而,下岗了一个比一个穷,什么也帮不上。别说下岗工人几十年的青春没法从头再来，作为他们的下一代都没法逃离下岗潮留下的创伤，如何从头再来？下岗人员不但丧失经济来源，还丧失了尊严，在全国高唱“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时出门都抬不起头，还要受指指点点，这何尝不是一种“何不食肉糜”？

再加上国企改革的混乱，很多所谓“国企改革”被投机者“空手套白狼”，轻而易举地从“国有企业”摇身一变成为“私有制企业”，“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曲婉婷的歌声里，是否包括了数千万个下岗工人家庭的悲欢？

下岗工人们无处宣泄自己的怒火、委屈、痛楚。他们不是不想努力生活，而是没有机会努力生活。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他们像是新一代的祥子，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却在顷刻倒塌，不再值得一提，甚至为人耻笑。

他们需要作践自己的人格尊严、互相侵害才能苟延残喘，却因违法犯罪而受唾骂指责，成为“严打”对象。

他们身为普通人，只有对权力的无力感。最可怕的是，在舆论的引导下，他们成为了失语的群体，再也没有人能够得知过去发生的事情。没有经历过那些时期的年轻人们只会记得九十年代有深化国企改革这一举措，而这一表述底下，有多少生动的、具体的、或喜或悲的人生故事被掩盖住了？又有多少人，无论是得意者还是失意者，能有再次主动提起这些往事的勇气？

最近我越来越体会到一个道理：不要忽视舆论的力量，没有真切的经历和真实的转述，很多事情就会被像《动物农场》里的尖嗓一样的角色颠倒黑白。这也可见真正拥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难能可贵，我认为这也是教育需着重培养的地方。因为墨菲斯如果不告诉尼奥什么是真实的世界，尼奥始终都会被母体困在营养仓中。不去转述事实，很多意义将被抹杀和埋藏。这是真实的力量和价值所在。

有一句台词广为流传：“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重提伤痛是去提醒后人不要同一个坑再掉一次，不倡导提伤痛等于默认有些事情应该蒙蔽世人。没有人告诉在当时，谁来，怎么样来捍卫这些被时代遗弃的失语者讲述往事的权利？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是否得到了补偿？是否给后世带来真切的借鉴？是否得到理解？是否得以倾诉？是否得到正名？还是，继续雪藏，忍住，“过去的都过去了，人要向前看”，不要再提，不再去想？

（《漫长的季节》王响对过去的自己说的 “往前看，别回头”让无数观众产生共鸣，这未尝不是一种对过去往事的含蓄批评）

每一个失意的人，都有权利诉说自己的困顿，这个社会应该要包容得下这些情绪，因为不作为、不去给他们一个说法，会让这场无声的怒吼愈演愈烈，而这并非我们想看到的。我们想看到的是邪不压正，是基本的尊重。人文主义关怀并非嘴上的几句漂亮话，而是身体力行的满满诚意。

再说了，放弃还原历史的主动权，某种程度上是在给敌对势力递刀子，因为愤怒的人群是可以利用的，恰好你躲在身后不愿对愤怒的人群讲道理，那这些愤怒的人群再怎么说你，你也没有办法，甚至会因为别的事情崩了导致别人拿这件事情说事，“翻案”。有些问题冷处理反而才是真正的“不利于声誉”，只是有些人太会“精打细算”罢了。

愤怒是人的第二情绪，人不会为了愤怒而愤怒，为了生气而生气，我们仍需回到起点，找到生成愤怒的源头，去合理地消化掉它。

疫情后面对着就业竞争加剧、内卷压力不断升级等情形的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我想这也是相关的作品近年来不断地被重提的原因，通过追溯往事，隐喻现实生活。三十年过去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历史仍在重复上演。

或许，贾行家在一席演讲中的发言仍需我们深思：“不知道很多年以后，谁来讲我，谁来讲各位？”。真心希望有一天我们民族、我们所有人能在阳光下正大光明的讨论这些现实问题。文章的最后，我想以伏尔泰这句话作为结尾，希望我们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拥有一个更加温和、理性、真实、全面、富有人文主义关怀的讨论环境：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参考资料

贾行家：纸工厂|一席演讲

双雪涛：冬天的骨头|一席演讲

江怡 | 论“子一代”的东北书写——以董宝石和“新东北作家群”为例

马天阳：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

东北：我们在守望什么？东北文艺复兴和左翼文学被遮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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